慧通综合报道：

（2012年2月19日）“今天在会场因为要做翻译，没有发言的机会，否则我真想给热情万丈推行ASC的各方泼点凉水。”21012年11月11日深夜，韩寒发了这样一条稍显激烈的微博。当天下午，第九届罗非鱼产业论坛中外交流圆桌会议在海南海口召开。作为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中国罗非鱼养殖改良项目经理的韩寒，受邀出席并为会议做翻译。

这个会议重点讨论即将在中国推行的ASC（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认证。除了圆桌会议，在产业论坛的其他环节，主办方也多次向与会者介绍ASC认证标准，强调认证的必要性并公布了第一批申请认证的9家企业。韩寒并不是唯一的担心者。部分业内人士也提出罗非鱼产业目前认证太多，增加企业负担，且并不能真正改变产业主要的困境。

25种标准涉及水产品罗非鱼产业论坛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流加协会”）主办，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届，每年都会针对罗非鱼产业养殖与贸易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全面推行ASC认证就是今年的重要议题。据悉，ASC（中文名为“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是由总部位于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英文缩写为“WWF”）和荷兰“可持续贸易行动计划”共同发起的非盈利组织，其目标是为负责任的水产养殖制定相关国际标准，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使水产养殖更具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

“请问我们还需要接受多少类似的认证？因为新认证出来，旧认证就要慢慢淘汰，客户会有新的要求。”圆桌会议上，海南翔泰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荣杰向与会的ASC总裁Chris问到。刘荣杰介绍，翔泰已经通过ACC、BRC两个认证，今年初的时候，有客户向他们提出要求做ASC认证。不难看出，刘对当前名目繁多的认证颇有些担心，这些认证既增加成本，又耗费时间。

记者了解到，不少与会业界人士都有类似担心。中国流加协会常务副会长崔和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目前广泛谈论的几大国际水产品标准有ACC、GlobalGAP、ASC。事实上，Chris在会上也承认，全球目前有大约25种认证标准涉及水产品。一般来讲，进入不同市场，需要做不同的认证。比如说，进入美国市场一般都要做ACC认证，而GlobalGAP是欧洲的主流标准。ASC虽然是新推出的标准，但在欧洲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同样在欧洲，进入英国零售业还需要通过BRC认证。一个企业要想不断扩大市场，就要不断接受不同的认证。但要想做认证，费用可不菲。据了解，以ACC为例，从前期认证，到后期续认，不同环节都需要交纳费用。毫无疑问，这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认证之多，皆因话语权争夺？“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认证，大家不难理解其背后隐藏的利益诉求。

”韩寒表示，对于推出这类认证的非政府组织（英文简称为“NGO”）来说，其利益并不一定体现在直接经济收益方面，因为认证费用并不是由NGO收取，利益之争可能更体现于机构的影响力和筹款竞争力上。当然，韩也承认，不同NGO都有其公益目的，不同机构之间所推行的标准有其不同的理念，机构间的竞争也有理念之争。NGO是由社会力量基于公益目的自发成立的非盈利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其运营需要依靠支持者的捐款或者向慈善基金会申请项目经费（一般都包含相应的机构运营费用）。

NGO的影响力越大，就越能够获得社会、支持者以及慈善基金会的认可，也就能够获得越多的捐款或者项目。环保类或者渔业NGO推出可持续的渔业标准，首先是其公益目的使然，然后通过项目运作与公共传播获得影响力，既能达到其公益目的，也为其获得更多捐款与项目打下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不同标准背后也正是不同公益组织在争夺话语权。

事实上，2011年12月19日，中国流加协会也曾牵头在海口举行了中国水产养殖等级评定标准（罗非鱼）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崔和明确表示，“中国作为水产养殖主要区域，但在国际上相应的地位没有体现出来。现在国际消费市场的游戏规则多是由欧美国家主导，与其被他们牵着走，不如中国联合东南亚国家自己建立游戏规则”这个想法得到诸多与会业内人士的认可。话语权与利益之争非常明显。对于利益与话语权之争，WWF北京办公室项目官员王松林告诉记者，“我们完全是一个公益机构，推行这种标准是一个费钱又费力的工作，我们是经过非常审慎地评估才推出来的，完全没有其他利益诉求。”美国海产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立志则认为，不是谁来做认证谁就有话语权，谁的消费市场大谁才有话语权。“美国目前没有ASC，但美国一样有话语权！如果美国市场降价，整个罗非鱼产业都受影响。

”在张看来，不同非政府组织推行认证标准，主要还是希望消费者能够吃到健康的鱼，整个生产环节得到严格控制，对消费者是负责任的，出发点都不错。标准未来能减少？对于认证导致企业成本增加，Chris倒是表示认可。圆桌会议上，Chris指出，“我并不愿意看到重复的认证给大家带来成本的增加”，所以，在ASC这个标准建立之初，他们就力求提高认证效率。比如说，在ASC与MSC两个机构之间密切合作，共享可追溯体系，共同分享其LOGO（标志）的使用流程。

这些措施就是为了如果有企业通过MSC认证，也可以因为ASC与MSC的相似性而减少一些成本。随后，Chris还表示，随着ASC越来越成熟以及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标准都会逐渐消失。未来，“我认为可能只会剩下2-3个标准”。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竞争也是好事，最终由市场来选择哪个标准。有业内人士表示，WWF就像全球非政府组织中的沃尔玛，非常有影响力。WWF自1961年成立以来，在全世界拥有将近520万支持者和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影响力自不待言。MSC认证能够在海捕领域形成霸主地位，跟WWF力推有莫大关系。

记者也了解到，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ASC势头也很强劲，未来确实有可能在水产养殖领域形成一个更强大的认证体系。不过，对于各种认证标准能否减少，韩寒并不太乐观。“国际行业组织曾试图整合各种认证标准，但一直都没有成功，因为多方利益难以平衡。” 站在中国市场的角度上来看此问题，崔和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会上，他指出，“（话语权）永远都是消费市场说了算。”他认为，目前中国进口水产品420万吨/年，当中国进口到800万吨时，不管是ACC还是ASC，最终都是中国说了算，中国想执行哪个标准就哪个标准。到那个时候，认证标准太多的问题就会到头。认证最多，形象依旧低端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面对各种认证标准，试图申请相关认证的中国罗非鱼加工企业与养殖场主要还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崔和在本次论坛上也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想通过ASC，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苗种、养殖、加工等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将会是中国罗非鱼产业的提升。”问题在于，能够这类认证的企业与养殖场毕竟是少数。

据统计，中国有大约200家企业开展罗非鱼加工业务，有数以万计的养殖场与养殖户从事罗非鱼养殖，但截至2012年4月，只有40家加工企业与17家养殖场通过ACC认证。新浪微博网友“刘尚文_开荒牛牛”还指出，传统的“追溯”和“认证”本身是基于工业化农业的前提而设计的市场机制，并非应用于小规模养殖的模式。由此推衍，大量农户势必不能通过各种认证。在当前这种养殖格局下，中国罗非鱼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量散户养殖让产业监管变得异常困难，加上最近三四年病害频发，产品安全形势非常严峻。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罗非鱼产业没有定价权，产品价格太低，利润太薄。

在2012年11月11日的圆桌会议上，美国渔业协会主席John Connelly就非常直接地指出，“对于中国罗非鱼来说，首先必须要回答的是食品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再多认证都是没有用的。

”张立志也告诉记者，FDA近年来对中国罗非鱼警惕性一直比较高，不断加大抽检力度，有的港口抽检率甚至达到50%以上，而且一些美国众议员与参议员始终认为FDA对来自中国的淡水产品抽检得太少，对罗非鱼与虾的关注度尤其高。虽然通过ACC认证的加工企业与养殖场在中国整体占比非常少，但全球占比分别达到87%和68%，非常高。

韩寒表示，“我们得到这么多认证，却依然被西方消费者、采购商、媒体等视为低端产品，这些认证企业的罗非鱼价格不升反降，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行业面对认证的策略？”韩寒告诉记者，认证可能在某个阶段是必需的手段，但一定要对它有个全面、清醒的认识，摆正自己的期望值，了解其收益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正是看到了“认证”模式的局限性，一些机构和行业组织才开始探讨其它途径。比如，探讨如何能从区域管理角度，充分调动政府和行业的力量来改善养殖环境、降低病害风险，从而减少因药残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重塑行业形象，同时提升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对于大部分无力支付高额认证成本的养殖散户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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