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经济转型是必须越过的门槛
2012年中国目前经济面临的增长动力衰减以及战略转型困难等诸多棘手难题，既是既往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具体体现。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稳定增长，更要通过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突破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以确立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改革与发展框架。

正视增长动力趋减的事实
2012年年初，中央在将今年经济增速目标适当下调时，其实已经注意到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约束瓶颈。应当说，这是理性发展思维的表达。因为当一个连续高速增长了30年的新兴经济体，在其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7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假如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则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众所周知，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这意味着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

笔者曾判断，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国迄今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方面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和技术性条件尚在建立和形成之中。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种下了不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这两个环节，就够决策层伤透脑筋的了。

而福利增进作为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过去30年间，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尽管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亦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人相信，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经济转型是必须越过的门槛
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被证明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转型，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一定距离。事实上，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十二五”发展规划更是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但在落实到具体的执行层面，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以要素价格压低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所有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使得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

其实，“十二五”发展规划早已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但如何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却不是一朝一日之功。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的转型，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例如，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往往是说易行难。此外，伴随经济转型过程还要有相应的产业革命为支撑，中国如不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的地位，国内消费者收入的显著提高亦是一句空话；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防止一项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能需要两个五年规划。各级各地政府既不能以追求增长为由而拖延经济转型，也不能在没有清晰路线图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业已具备转型条件的沿海发达省份理应在这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而作为转型的必备条件，既有政绩考核体系改革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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