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通综合报道：

“历史再次将农民和农业问题推到中国变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将‘国际化农产品’的外部压力转化成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动力，抓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契机，以土地流转为切入口，建立起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基础，促进机械化带动农业经营体制的实质性转型，国家才能有效应对农业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副主席陈章良接受记者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在他看来，构建中国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加快农业经营体制转变、保障国家主要农产品和政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逐步实现农村和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之下，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才能得以健康推进。

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陈章良于1983年赴美攻读生物学博士。归国25年来，他历经生物学家、教授、校长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身份的多重转换。作为西部欠发达而正在崛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地方官员，他能以一种开放和国际比较的视野，通过广西蔗糖业发展来考察和诠释中国农业现状、国家粮食安全以及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和相关联系，以现实和创新精神去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位学者型官员强调，面对艰难而艰巨的抉择，最高决策者必须决定哪些是优先问题，并做出优先的政策抉择。中国现代农业的构建和城镇化需要一个能够面对挑战且现实的战略路径。

糖业折射传统农业特征
“稳住了甘蔗就稳住了糖料，稳住了广西就稳住了全国。”糖业对广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章良：广西现在是我国最大的产糖区，目前种植面积为1600多万亩，有近2000万农业人口的生产生活与甘蔗有关。2011年，广西白糖总产量675.18吨，占全国总产量1045.42吨的64.58％，产量已连续19年全国第一。

目前国内糖价最高时每吨能达7000多元，即使按较低的6000元算，广西600多万吨的食糖产值达360亿元。再加上食糖加工以及甘蔗循环经济的整个产业链，蔗糖业及其相关食品产业在广西有近1000亿元的产值。

但这一产业现在似乎也遇到了主要靠提升糖料价格和种植面积来发展的瓶颈。
陈章良：将广西糖业发展仅归结为依靠政府提高收购价是不全面的。以这种方式使农民受益的确直接而又有效，还能对长期被低估的甘蔗价格进行纠正，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形成与糖料价格上涨相匹配的蔗农收入增长机制，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虽然目前糖料收购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等措施对糖料生产进行保护仍十分必要。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给予高额的支持与补贴，而国内对农业的补贴以及保护机制仍不完善，对糖料生产的补贴尤显薄弱。

广西糖业发展过去的确主要得益于甘蔗种植业面积的增长，但现在这么做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与种植蚕桑、木薯、香蕉等作物相比，种甘蔗效益并不算高，而伴随着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价格上涨，再加上农村青壮劳动力出外务工，农民种甘蔗的积极性在下降。广西糖业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巨大考验。

这能否解释广西蔗糖产量连续三个榨季出现下滑的现象？
陈章良：它们是部分原因，此外蔗糖产量下降，还与庶糖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相关。

首先，甘蔗品种单一且退化明显。由于新品种培育需长期和大量经费投入，培育非常困难。即便有新良种出现，由于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小，对蔗农吸引力也不大。

其次，水利也是制约因素。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大兴水利，但这些工程年久失修，灌溉功能严重减弱。广西目前只有14.2％的蔗田有灌溉条件，大多数没有灌溉设施，严重影响甘蔗产量。一旦遭受旱灾，只能听天由命。而只要改善灌溉条件，同一甘蔗品种单产就能增加30％以上。

再则，生产规模小、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成本高。广西甘蔗机械化收获率只有0.1％，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现在砍收甘蔗这种劳动力强度高的工作只能由老人、妇女来承担。劳动力价格从每天50元 －60元提高到90元－100元，春节期间达200元/天。砍收人工成本高成为制约甘蔗种植的重要因素。

从蔗糖业发展过程可透视出中国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结合的传统农业特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以后，分散小规模农户经营的传统农业怎样向现代农业跨越，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难题，而这一难题在广西蔗糖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农产品国际化“双刃剑”
国内糖价高给广西带来大量产值，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使中国的糖无法与国际糖竞争。

陈章良：国内糖价过高是个致命问题。2011年以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白糖期货以及国内的白糖现货都保持在6500元/吨高位以上，而现在国外糖到港价格在4600元/吨左右，有时更低。

每吨2000元的差价从农产品贸易来讲不可持续，这也是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用“比较优势”理论、主张用国家外汇进口国外糖的重要依据。如果不征收高额进口糖关税并实行严格的进口糖配额制度，国内6000多元/吨的糖就卖不动。而如果大量进口糖，国内产糖企业、蔗农等都得遭殃，首当其冲就是广西。

2011年全国进口糖197万吨，比2010年增加了不少，2012年又比去年增加很多。照此下去，进口糖将超350万吨。而广西每年只生产600多万吨，按全国1000多万吨的糖产量计算，进口糖已占到30％以上，中国的糖产业会出现危机。

按照我国制糖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国产糖的自给率力争稳定在85%左右。你所说的危机与之相关？
陈章良：这将导致中国糖业市场竞争加剧。如果糖价回落到4000元/吨，国内的糖厂就要紧张。当前甘蔗每吨收购价是500元，而1吨糖需要8吨甘蔗来榨，那1吨糖的甘蔗成本就是4000元，加上其他生产成本因素，糖价低于4000元/吨国内糖厂就亏损。在这种情况下，糖厂不会按500元/吨收购甘蔗，而是降低收购价，农民由于效益降低，将减少种植。现在许多场合讲中国“大豆沦陷”的案例，糖业也有可能步其后尘。

 “大豆沦陷”成为农业经济领域争论很多的话题，从大豆、玉米、小麦、棉花，到糖这几个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坐起了“过山车”，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豆你玩”“玉米疯”之类的流行词。
陈章良：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维系我国农产品结构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安全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

经济界人士认为，我国大豆不具备比较优势，向国外进口利大于弊，鉴于中国地少人多、贸易逆差大、外汇储备多、农业污染严重等等因素，完全可以将种大豆的土地替代出来种其他较高价值农产品。粮食问题可通过进口解决，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所以，中国所谓的大豆阻击战，并没有真正“阻击”。但这却给予我们警示：中国或许尚能承受国际化全面冲击一个大豆产业，但若范围扩大化，就会威胁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糖业无竞争力可言，这是我国糖产业释放出的危险信号。坐以待毙，还是主动闯出新路？

诚然，粮食进口可以起到资源替代和国际分工作用。中国只有18.2亿亩耕地，基本保证农产品供给，中国大概需要30亿亩以上的播种面积。将近5500万吨的进口大豆，至少需要4.4亿亩播种面积，而进口大豆，使我们拥有境外数量巨大的“影子播种面积”，其益处在于中国正在通过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因此，适当的进口调整，不仅可以直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可间接利用国外资源，使国内粮食作物之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以及其他农产品之间争地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此观点类似于陈锡文所强调的，“由于气候、技术、品种和运输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大豆生产比较效益比一些主产国要低，所以适当增加大豆进口，把种大豆的部分土地替代出来，生产其他高产、高价值的农产品，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有利，也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双赢。”
陈章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农产品进口所涉及的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价格和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根据“比较优势”利用“土地进口”的单一思维，却遭遇“多线”并行且密切相关的连锁反应，这是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对外依存度过高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不能就大豆说大豆，就糖谈糖。这类农产品都是具有能源产品属性、在全球期货市场交易环境下具有金融产品属性的农产品，也是由美国等农业强国主导、并与能源价格联动的农产品，更是期货与现货价格联动、国内外市场联动的农产品。

以大豆为例，由于美国实行粮食与能源结合战略，大豆、玉米则变成能源产品，又与期货股票等金融市场发生关联，国际投资基金将国际化农产品作为金融产品，既制造短缺，也产生过剩，风险大为增加。再加上大豆主要产品是豆粕和豆油，属豆油和饲料原料，豆价上涨直接影响豆油上涨，并带动其他食用油价格上涨。而作为重要饲料原料的豆粕价格上涨又带动动物食品的肉、禽肉、牛奶等畜牧业饲料成本上升，连锁反应则引发一系列农产品和食品类价格上扬，通胀由此产生。我国农产品大幅波动的主要因素也在此，而这种连锁的多项反应是我们事先严重估计不足的，这不是中国人少喝豆奶、少用豆油就能解决的问题。

难点在于，我国粮食已进入全球资源品那样的“中国缺啥啥涨价”“中国进啥啥涨价”的怪圈。当13亿人完全失去大豆、玉米、棉花、糖的那一天，不知国际农产品价格又会涨到什么程度。外汇多，是可以买粮食，但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没粮用钱买，在13亿人的农业国度，行不通。2012年美国宣布大旱，全球粮食产品飙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同，人不能不吃饭。如果因为国际糖价在4000多元我们就不种甘蔗了，全部进口，那国际糖价又会涨到6000元/吨以上。

况且，全球可供给贸易的粮食只占中国消费的一半，日本现在的粮食自给率为40％左右，若我国也下降到这一水平，国际粮食市场全部供给中国也无法弥补中国的供需缺口。再说日本等粮食自给率较低的国家在海外有自己投资的农场，供应渠道稳定，中国难以企及。因此，保证农产品和粮食的基本自足对中国至关重要。

绝不能将饭碗端在别人手上是陈锡文等农业官员的普遍认识。看来你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非常担忧。
陈章良：从发展阶段来看，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的需求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供求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增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农产品用途拓展，社会对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基本保障粮食总量、结构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转变过程中，消费结构相应地处于快速升级阶段，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数量开始减少，但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而畜产品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粮食进口增加很快，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中国一定要清醒认识到在工业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几亿人进城究竟意味什么，即使不论制度和机制，也要实际考虑如何在物质、资源上保证实现这个难以跨越的“坎”。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